通知指出，裁判文书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载体，是明确当事人法律权利义务的重要凭证，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其质量是法院司法能力、司法水平。

卢某向澎湃新闻提供了何华芳一审判决书的扫描复制电子文档，以及一份由他、该案辩护人及其他家属整理的该判决书的“错误统计表”。这份判决书共313页，20多万字。澎湃新闻对照发现，判决书中存在涉及地名、人名、公司名错误近30处，如“北京交通大学”共出现二十多次，有一次错写成“北京大学”；“王勇民”出现百余次，有几次错成“王勇”；“八方建设”错写成“八方建筑”；“天安星控（北京）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错写成“天安星空（北京）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渤源矿业有限公司”错写成“青海博源矿业有限公司”；“陈建麟案”错写成“陈建玲案”；“赵刚”写成“赵钢”。

杭州一位资深律师向澎湃新闻表示，判决书出现错别字等低级错误，在判决生效前，法院一般会采取更正裁定的方式进行纠正。本案目前在二审，一审判决并没有生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法院可以启动追责程序，通过内部纪律来处理。

此外，错误统计表还标明有30多处“证人证言”存在错误，多为错字、错词，如“虽然市政府给的政策是可以的”写成“虽然市政府给的正常可以的”、“ 无理由开除员工”写成“无理由开出员工”、“2018年10月底”写成“2018年10底”。还有40多处多为句子中的错字或者错词，如有一处多出一个“万”字，即“一笔是借款5735019.54元”错写成“一笔是借款 5735019.54万元”，借款从五百多万变成五百多亿；“压力八方集团净资产”应为“压低八方集团净资产”；“也有工资可拿了”写成“也有公司可拿了”；“聚过上下”应为“举国上下”“小城镇政治工程”应为“小城镇整治工程”。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全面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级错误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针对一些法院个别上网裁判文书存在低级错误等问题，要求各级法院高度重视，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源头治理，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司法责任，切实提升上网裁判文书质量。

据该案被告人家属卢某（化姓）介绍，2021年7月30日，诸暨市检察院向市法院起诉，指控被告人严胜军、何华芳、郦艺涉嫌合同诈骗罪、虚开发票罪，方东标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其中，何华芳是卢某的家属。2022年7月10日，法院将何华芳分案处理。2023年3月30日，诸暨法院分别就何华芳案及分案后的严胜军等人案作出（2021）浙0681刑初904号之一、（2021）浙0681刑初904号两份刑事判决书。后严胜军、何华芳、方东标上诉，2023年11月21日，绍兴中院二审开庭。二审庭审时案件合并，三被告人同庭受审。庭审分多次进行，2024年3月21日，庭审质证继续进行。

卢某所说的出现百余处错误的判决书的案号是（2021）浙0681刑初904号之一，何华芳为被告人。卢某称，错误包括把“北京交通大学”写成“北京大学”、“集团各公司”写成“集团各工资”、“宣芝芳”写成“宣志芳”、“北京”写成“背景”、“央企保利集团”写成“央企暴力集团”、“手写备注”写成“首席而被抓”。

女性和狗锁在一起的实际案例在一份合同诈骗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家属称发现了百余处错误，其中一处将“借款5735019.54元”写成“借款5735019.54万元 ”，多出一个“万”字，其余多为人名、地名、证人证言错误，句子中存在错字和错词等。

上述判决书显示，该案为合议庭审理。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承办法官应履行以下审判职责，包括拟定庭审提纲，制作阅卷笔录；根据合议庭评议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或指导法官助理起草裁判文书；其他法官应认真履行审判职责，共同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包括在法官指导下草拟裁判文书。书记员在法官指导下按规定履行以下职责，包括负责案件审理中的记录工作；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3月2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多次联系该案一审法院——浙江诸暨市法院了解，未获直接回复。26日晚，诸暨市法院官方微信公号对此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上帖文反映我院一起刑事案件判决书存在多处低级错误，引发关注。我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核查工作。经查，帖文反映文字差错问题属实，对此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目前，我院已启动追责程序，依纪依规严肃追究案件承办人等相关人员责任；同时举一反三，加强审判管理，不断提高裁判文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