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距离第一次确诊卵巢癌已经8年，从起初复发的焦虑不安，到经过维持治疗后的“重启人生”，一路上也见证了卵巢癌逐渐迈向“精准治疗”和“慢病化管理”的发展。

“以往，患者经过初次手术化疗后，都会常问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要这么快复发？但那时我们很难给予患者满意的答复。”潘凌亚回忆，“现在我有了像PARP抑制剂这样的靶向药物可以进行维持治疗，让复发来的晚一些、更晚一些，患者也能更安心的享受平静的生活。”

“在门诊见了太多如方方一样年轻的卵巢癌患者，她们都很年轻、有活力、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却不幸罹患了卵巢癌。”潘凌亚强调，年轻人更要重视自己的健康，不能因害怕麻烦、怕查出病来，就不去参与健康体检，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重要器官做个B超，肺做个CT，可有效发现大部分早期肿瘤。

“影响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有很多，有患者的因素，也有治疗的因素。”在潘凌亚看来，有个好的手术，是卵巢癌治疗的良好开端，特别是初次手术，一定要尽可能的把肿瘤“切干净”。此外，还需要在术后进行足量的化疗，以达到进一步清除癌细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创新药物的涌现，目前在手术、化疗后，还可以通过规范的应用维持治疗药物，有效地延缓卵巢癌患者复发。

在 “世界卵巢癌日”和“母亲节”之际，潘凌亚以及全国多位妇瘤医生，携手卵巢癌患者共同走入录音棚，录制励志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期待这首歌，可以鼓舞更多的卵巢癌患者，让他们拥有面对疾病、积极治疗的勇气，同时，增强大众早筛意识，让‘妈妈’远离卵巢癌。”

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成熟的早期筛查手段，但卵巢癌有一类高危人群，即具有遗传性卵巢癌综合征的人群，应当引起注意。潘凌亚解释道，通常是患者确诊癌症后发现自己是BRCA基因突变，而其亲属进行基因检测时也发现结果呈阳性。数据显示，正常女性卵巢癌终身发病风险为1.5%，但BRCA1突变者的发病风险高达59%，BRCA2突变者为16.5%。因此，潘凌亚建议，对于这部分有肿瘤家族史和BRCA基因突变的卵巢癌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腹部B超等影像学检测。另外，《预防性输卵管切除术的中国专家共识(2021年版)》也指出，在患者完成生育意愿后，做预防性双侧输卵管切除，可显著降低BRCA基因突变者的卵巢癌发病风险。

卵巢癌恶性程度高的体现之一，就是容易复发和转移。“治疗不足一年，我就出现了复发转移，起初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现在我病情稳定，除了吃药、复查之外，我就到处旅游，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家人的陪伴和支持给了方方极大的动力，而被患者们亲切地称为“潘姨”的潘凌亚，也为方方拨开了复发的阴霾。随着循证医学的不断发展，卵巢癌的治疗进入了新的时代。潘凌亚指出，现在已经有许多卵巢癌患者可以像方方一样，获得长期且有质量的生存。

潘凌亚表示，基因检测不仅仅可以作为遗传咨询的手段，更是目前卵巢癌患者选择维持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现在卵巢癌治疗中各大指南最推荐的检测包括BRCA和HRD检测。

“卵巢癌已经朝着慢病化治疗的方向在发展，医生在治疗上，应更加注重卵巢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患者也要和医生打好配合，积极进行治疗。”潘凌亚强调，“以往说‘肿瘤治疗是场持久仗’，但现在我更想说‘要学会和疾病相处’，要科学、客观的面对疾病，不要经常被自己的情绪左右，勇敢且慎重的迈出抗癌的每一步，我们一起迎接‘风雨过后的彩虹’。”

“在卵巢癌患者中，约20%为BRCA基因突变，这部分患者此前已被证实是可以从PARP抑制剂显著获益的。”潘凌亚解释道，“随着更多研究发现，HRD阳性患者也同样是这种靶向药物的获益人群，而这部分人群比例大约占到50%，在中国人群中甚至能达到68.7%。这意味着PARP抑制剂的受益人群可能扩大了三倍。”

卵巢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起病较为隐匿，患病初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因此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就已经是中晚期。另一方面，晚期患者预后较差，五年生存率仅有40%左右，且70%的患者经初次治疗后，仍有可能在2-3年内复发。因此，卵巢癌的早诊早治尤为关键。

一项名为PAOLA-1的全球三期临床研究显示，通过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进行维持治疗，HRD阳性的一线晚期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可提升至65.5%，让更多晚期卵巢癌患者群体看到长生存的可能。

我家的熊孩子免费完整版“我永远记得，她在初次手术的刀疤上纹了一朵莲花，漂亮而富有活力，就像她的人生一样等待绽放，她复发后第二次手术时我们也特地给她把花纹对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潘凌亚教授指出，卵巢癌是癌症死亡人数增幅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卵巢癌患者中，压力较大的是中年女性，她们既是母亲，也是女儿，拥有着双重的身份，也承担着更多家庭的责任。”面对卵巢癌这样恶性度高、容易复发的疾病，如何让患者调整心态，积极投入治疗，以及制定合理的方案，尽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都是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