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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司法实践中履行能力判断难的问题，《规定》提出了以法院的执行情况为基础，结合罪犯的财产申报情况、实际拥有财产情况及其在服刑期间的消费等状况，递进式地认定履行能力的判断模式。《规定》采用列举方式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通过正向证明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了确无履行能力的判断标准，增强了履行能力判断的可操作性。

最高法表示，减刑、假释是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一方面可以激励罪犯积极履行生效刑事裁判的财产性判项，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另一方面可以充实“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减刑、假释条件的判断标准，让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有了新抓手。但是，关联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关联标准不统一，履行能力判断困难，防止机械关联、过度关联也存在困扰。

财产性判项是指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确定罪犯承担的被依法追缴、责令退赔、罚金、没收财产判项，以及民事赔偿义务等判项。

《规定》还重申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对财产不足以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义务及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如能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在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时应予以考虑。以此促进罪犯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积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adc年龄确认大驾光临大象的特色罪犯有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的，应在履行后方可减刑、假释。4月30日，澎湃新闻从最高法获悉，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印发《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进一步正确处理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的关系。这一规定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规定》对关联规则作了统一。要求有履行能力的罪犯必须在履行完后方可减刑、假释；确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不认定确有悔改表现，不予减刑、假释；确无履行能力的，不影响对其悔改表现的认定。《规定》还明确罪犯被裁定减刑、假释后，发现其虚假申报、故意隐瞒财产，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减刑、假释，完善了有关配套制度。

《规定》为此，明确，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是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罪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的，应着重审查其履行能力，将审查重点聚焦到履行能力的判断上，确保减刑、假释适用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