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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华芳的辩护人对记者透露，这份案号为（2021）浙0681刑初904号之一的判决书至少存在110处错误，其中包括将当事人名字、涉及企业名字写错，在证人证言中出现影响表意的错字，判决书记载内容与证据原文不符，数字单位错误，等等。除此之外，在同一案件中，针对另外三名被告人的案号为（2021）浙0681刑初904号的判决书，也被辩护人指出114处错误。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朱从玖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朱从玖，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朱从玖利用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出具这份判决书的诸暨市人民法院无疑难辞其咎。涉案的两份判决书中均记载：判决书作出之前，经诸暨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位原法官及现任法官介绍，司法实践中，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均应在判决书备案稿上签字确认。判决书草稿由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起草。也就是说，对于这份判决书而言，从直接起草者、主审法官到审判委员会成员，牵涉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均有责任。

一份象征着司法权威的判决书，仅在文字层面，就出现100多个错误，显然是荒诞的，甚至很难用“工作疏漏”来解释。对此，姑且不论其判决依据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其写作态度至少就难称严肃。从新闻报道罗列的例子来看，这些错误基本没有涉及什么复杂的法律概念，都是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的“低级错误”。对此，无怪乎辩护人会在法庭上对其提出质疑，使其成为法庭质证的争议焦点。

金八天国在线近日，在《北京青年报》报道后，一份“漏洞百出”的一审判决书，在舆论场上引发关注。3月21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法院审理一起“合同诈骗案”，此次开庭为该案二审质证阶段，该案一审由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庭上，当事人何华芳的辩护人举例指出本案一审判决书存在明显错误。其中最为荒谬的一处，是判决书将一笔5735019.54元的借款多写了一个“万”字，直接从百万量级跃升为百亿量级。除此之外，其他林林总总的错误也不在少数。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23年11月，我国在司法审判领域全面推行“阅核制”。报道指出：“阅核制”的本质要求就是院庭长依据审判监督管理权力和权责清单对合议庭、独任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审核把关。只有以最严肃的态度，把审核、把关的责任层层压实，才能让每一起案件的判决经得起考验，进而维护司法尊严。对此，所有司法工作者都应有所警觉，带着对法治的敬畏对待自己手中的裁判文书。如今，这起案件正处于二审阶段，我们期待有关部门在查明案情真相的同时，也对这两份判决书有个说法。只有明确责任，并做出相应惩戒，才能让类似的判决书不再出现在当事人面前。中新网3月27日电 据最高检微博消息，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玖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不止一名在法院担任要职的司法工作者，竟然都没在事前看出这上百处低级错误，而是放任其写进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司法文书中。哪怕在草稿阶段，起草这份文书的人都不该拿出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工作成果。而那些本应在认真核对检查后签字确认的审判委员会成员，要么是看文书时没有用心，要么是根本没看就草草签字。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当事人不负责、对案件不负责、对法治不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涉事判决书上载明的审判长戴金飞、审判员边粉芳，在单位里都是屡获表彰的模范干部。其中，戴金飞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度获诸暨法院“办案标兵”称号，边粉芳2020年、2021年、2022年均在诸暨法院年度总结大会上获得表彰。这些信息和这两份判决书体现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是矛盾的。